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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战略学家:未来大国排序有两种可能

美国国际战略学家:未来大国排序有两种可能

  “30年,中国的转型无以媲美”

  ――对话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蒋国鹏 隗静

  “合作,对于美中双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谈及中美关系今后30年将如何发展时说,“如果不是这样,双方都会遭受麻烦。”

  现年80岁的布热津斯基日前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这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学术圈内的著名国际战略学家,31年前受命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来北京磋商中美关系正常化,促成两国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009年1月,事隔30年,布热津斯基再一次地来到北京,参加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上,他建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G2”关系,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经常性磋商。7月27~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成为中美关系史上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结合过去30年的对华交往经验,布热津斯基日前向《环球》杂志记者展望了他眼中的中美关系未来。

   两种未来世界大国排序

  《环球》: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预示着中美关系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合作阶段。这种合作其实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就已经开始了。你如何看待从那时起到现在30年的中美关系,又如何判断将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布热津斯基:先谈谈30年前吧。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开启了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进程,但并未最终完成;而卡特总统和我完成了这一进程,并且使其上升到超出关系正常化的一种战略高度。我们赋予它的这种战略意义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稳定。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在持续改善的。虽然,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存有分歧,但我认为我们足够成熟,并且可以相互信任,能够心平气和地、建设性地讨论这些分歧。这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里,美国仍将会是全球最大和最繁荣的经济体,而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大国。未来的国际形势有两种可能。如果欧盟能够实现政治领域的统一,那么未来20到30年世界大国的排序应该是美国、欧盟和中国,日本、俄罗斯将位列其后。如果欧盟难以在政治领域实现统一,全球地缘政治等级排序首先将是美国和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将尾随美、中两国之后,印度或许能够跻身其中。

  除非出现巨大的逆转,比如美国爆发全面危机,中国出现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或者新的大跃进等动荡情况,我不认为上面提到的格局将会出现令人感到惊讶的变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今年1月参加美中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时建议两国考虑建立“G2”关系,即由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的地缘政治、金融、经济峰会。美中双方可以在这一框架下经常性地就业已达成共识的问题、尚存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

  合作,对于美中双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双方都会遭受麻烦。

   与邓小平一次意外的晚餐

  《环球》:今年1月时访问中国时,你的感受与30年前是否有巨大的不同呢?

  布热津斯基:绝对是这样的。这种变化是引人注目、甚至堪称异乎寻常的了不起!当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当然那时的北京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根本没有办法同今天相比。今天,北京是一个伟大国家宏伟的、现代化的首都。是的,紫禁城和其他历史文物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一个充满活力、现代化的城市所映托起来了。

  1978年,当我透过车窗观望街道上的中国人时,我记得街上的人们,无论男女,都穿着同一种蓝色的衣服,并且几乎都在步行或骑自行车。路上的小轿车很少,并且大多是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党和政府官员的车。但是今天,街道上满是衣着光鲜的人们。女人们的衣着非常优雅、迷人。大量的私家轿车,即使在八车道的公路上也挤满了车。当然,不幸的是,这也造成了交通拥堵。

  《环球》:你怎么概括这种转型背后的推动力?

  布热津斯基:对于1978年,需要记住的重要事件不仅仅是中国对美国开放,对世界开放,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美中战略关系,还包括邓小平发起的旨在改变中国、动员中国人民天赋和活力的伟大改革。

  虽然中国没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是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人民的天赋。通过激发这种天赋,在30年的进程中,中国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得以实现更为迅速和成功的转型。在规模和速度上,中国的转型无可媲美。

  需要看到的是,这一转型是在几乎没有伴随暴力、恐惧和牺牲的情况下实现的,它的成功实现得益于激发、释放和解放人民的天赋。政府在一个政治框架内行使指导和管理,而非全面控制、规定和命令社会活动,允许人们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意义,他认识到权威能够与自由创新相结合,并提高人民享有的自由程度。而这创造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经济转型。

  《环球》:在1978年你和邓小平第一次会面时,哪个瞬间令你意识到访问将会取得成功?

  布热津斯基:1978年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至于哪个瞬间令我意识到那次访问的成功,我想这个瞬间也许不在同邓小平的会谈本身之中。在那次长谈中,我们实际上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对话,我们都清楚有一个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会谈将要结束时,他突然提出邀请我一起吃晚饭,这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同邓小平共进晚餐并没有被安排在我的此次行程之中,并且他仅仅邀请我,而不是邀请整个代表团。

  晚餐在紫禁城附近一座临湖的、非常别致的亭子中举行。我们一边用餐一边交谈,既非常正式,也非常亲切。他说,他年轻时赴法国留学的那段经历对他而言是极端重要的,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人生。然后他告诉我,他希望能够访问美国,但是因为年纪太大了,担心时间来不及。

  我听了以后告诉他:“主席先生,如果我们继续对话,并且付出真实的努力,问题将能够在年内得以解决。当你来到美国,也许你可以考虑来我的家中用餐,这样我将有机会来回报你的这次招待,而你也将能够在一个美国家庭中享用一次家宴。”

  几个月后,邓小平访问了美国,而他在抵达美国的第一天,便同他的夫人一道来到我家。我确信,在北京的那次晚宴上,历史的紧迫感使我们建立起了私人联系,而我们都承认,这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历史使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那种使命感使我很清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两个国家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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